前些天，因为“今年我国境内唯一全程肉眼可见的月全食”的出现，引来不少有兴趣的人们夜观天象，目睹了持续时间长达83分钟的“红月亮”。
夜观天象，即用肉眼直接仰望星空，在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不要说后来的太史令、司天监、钦天监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了，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云：“三代以上，人人皆知天文。”他举例说：“‘七月流火’，农夫之辞也。‘三星在天’，妇人之语也。‘月离于毕’，戍卒之作也。‘龙尾伏晨’，儿童之谣也。后世文人学士，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。”其他如荧惑守心、入紫微、犯华盖一类天文词语，典籍中也常能见到。
古人为什么要夜观天象？农业生产要求有准确的农事季节是一个重要方面，与此同时，如《史记·天官书》所云“天则有列宿，地则有州城”，意谓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域联系起来看的，认为天象的变化预示着人间的祸福、人事的吉凶。《汉书·天文志》说得更明白：“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，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，积数七百八十三星，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。……政失于此，则变见于彼，犹景之象形，乡之应声。是以明君睹之而寤，饬身正事，思其咎谢，则祸除而福至，自然之符也。”这方面的“佐证”材料极多。
如《左传·文公十四年》载：“秋七月，有星孛入于北斗。”孛，即彗星。杨伯峻先生认为：“孛虽慧，而（《春秋》之）《经》《传》皆用作动词……则此孛字之意，犹言彗星光芒蓬蓬孛孛而过，作为彗星出现之术语矣。”鲁文公十四年，即公元前613年。则《左传》这一笔，成为世界上对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。这或是夜观天象的古人对科学的最大贡献了。不过，彗星见，我们的前人每视为咎徵。所以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六年》中齐国看见彗星，“齐侯使禳之”，就是欲禳祭以消灾。晏子说那没有用，自欺欺人罢了，“天之有彗也，以除秽也”。君王没有污秽的德行，禳祭什么？如果德行污秽，禳祭又能减轻什么？“君无违德，方国将至，何患于彗？”君王没有那些违德的事，四方的国家都将会来到，还怕有彗星不成？
《晏子春秋》收录了这则之外，还至少提供了两则，均见于《重而异者》。一曰景公即齐侯置酒于泰山之上，哭了，晏子问怎么回事，他说“彗星出，其所向之国君当之”，国家要有灾祸，为这个伤心。晏子说，君王的行为邪僻，对国家便没有德义，“穿陂池则欲其深以广也，为台榭则欲其高且大也”，征赋税像抢劫一样，杀百姓就像对仇敌一样，彗星出来有什么奇怪的？二曰景公瞢见彗星，第二天告诉晏子，说“欲召占瞢者使占之”。晏子这回更不客气，说这是“君居处无节，衣服无度，不听正谏，兴事无已，赋敛无厌”，百姓不堪重负而民怨沸腾啊。《左传》那里，还能“公说（悦），乃止”，后来恐怕脸上挂不住了。
后世也是这样，如明朝。《明会要》载，嘉靖十一年（1532）八月彗星现，南京御史冯恩上疏，以“张孚敬为根本之慧，汪鋐为心腹之慧，方献夫为门庭之慧”，提出“三慧不除，庶政终不可理”。结果嘉靖得疏大怒，“逮下狱，论死”。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七月彗星现，王锡爵密奏：“古帝王禳慧之法，或更张新政，或更用新人，一切以除秽布新为义。若慧入紫薇垣，王者之宫，则咎在君身。”怎么办呢？“方今禳慧之第一义，无过早行册立之状”。借机谏言早点儿解决立储这一“国本”。
在小说家眼里，夜观天象的功能更加伟力无边了。《三国演义》中俯拾皆是。第七回，蒯良谓刘表曰：“某夜观天象，见一将星欲坠。以分野度之，当应在孙坚。”未几孙坚果然误入埋伏，死于乱石、乱箭之下。诸葛亮玩得就更娴熟，刘备三顾茅庐时他是这么分析形势的：“亮夜观天象，刘表不久人世；刘璋非立业之主，久后必归将军。”赤壁之战后，他又在荆州夜观天文，笑曰：“周瑜死矣。”刘备问接下来怎么办，他说：“代瑜领兵者，必鲁肃也。亮观天象，将星聚于东方。亮当以吊丧为由。往江东走一遭，就寻贤士佐助主公。”关羽走麦城，他也是通过夜观天象看出来的，“见将星落于荆楚之地，已知云长必然被祸”。刘备死后，受先帝托孤的他坚持要出师伐魏，“恢复中原”，谯周反对，祭出的正是诸葛亮这招：“臣夜观天象，北方旺气正盛，星曜倍明，未可图也。”并且他责问诸葛亮：“丞相深明天文，何故强为？”诸葛亮有他的说辞：“天道变易不常，岂可拘执？”
古今对天象之观，方式方法不可同日而语，二者的根本功能也判若云泥。齐景公当年说了：“吾闻之，人行善者天赏之，行不善者天殃之。”借夜观天象来说话，某种程度上看未尝不是臣下进谏的一个智慧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积极意义不言而喻。当然，遇到嘉靖那种混不吝的，要另当别论。
摘自：南方日报，作者：田东江
//编辑：微碗//审核：微笑//审定：微光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